新华网上海7月4日电（记者 刘丹）“上海的社会治安形势总体是好的，上海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是好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充分相信上海公安有能力维护上海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充分信任上海公安队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4日来到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察看，并同闸北公安分局干警进行座谈。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撰稿人周先报道：台湾“中央社”4日报道，两岸周末包机4日正式启航，台湾“爱国同心会”在台北松山机场外大阵仗迎宾，一名成员穿解放军制服挥舞五星红旗呼口号欢迎大陆客。

　　两岸周末包机首发团4日抵达松山机场，松山机场航站挤满跳舞迎宾的台湾少数民族、舞狮、记者、官员、大陆客，场面即热闹又混乱。

　　两岸周末包机启动，大陆观光首发团4日抵达桃园机场后，受到台湾少数民族的载歌载舞欢迎，也成为观光客目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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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撰稿人周先报道：台湾“中央社”4日报道，大陆观光客赴台，台南市饭店可自由悬挂五星红旗。民进党人士今天借题发挥说，两岸“一边一国”，“中国人”赴台“视同外国观光客”，饭店悬挂五星红旗欢迎，“不用大惊小怪”。

　　报道说，大陆居民赴台游首发团预定8日前进台南市，台南市府已表示饭店可自由悬挂五星红旗。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陈进益称，“五星红旗如同美国、日本的国旗”。他还称，两岸直航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台湾经济是否利多仍有待观察。　

心烦意乱，万分绝望的时候我上来发帖的，我甚至连想死的心也有了。
　　说真的，我老公他人很好，对我很好，很爱我，和他结婚6年，他从来没打过我，甚至连骂都没骂过。可是我没想到今天他竟然因为一点小事把我狠狠的打了一顿，他拉着我的头发把我按在地上使劲的打，从来没人这样打过我，我的头都被他打出血了。他还算是人吗，还有人性吗？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昨天上午的时候我老公他起床刚打算去上班，有人按门铃了，于是我去开门。一开门，我很不高兴，原来是他的农村的爸妈来了，穿着一看就是只有农村人穿的衣服，手里拿了个大口袋。
　　他爸爸见是我开门，吞吞吐吐的说他来看看我们，说好久没来了，想我们了，顺便来看看孙子。
　　我一听更不高兴，半年前才来过，才用5000块把他们打发走，现在又来估计又是要钱来了。那口袋里的什么特产就是农村里地里挖的，又难看又脏，根本就吃不得。
　　不过看在老公的面上，我一直都忍住，他们刚想走进来，我对他们说：把拖鞋换上，别弄脏了地板。
　　听我这么说，他父母更拘束了，慢腾腾的进来也不是，不进也不是。
　　我老公刚拿好公文包准备去上班，一看是他父母来了，连忙把他父母请进去，把他父母安排坐好，然后去上班去了，走的时候对他父母等他下班，别象上次一样刚来半天就走了。
　　我单位放假比较早，于是我老公要我在他上班的时候帮他照顾他父母。我满脸不高兴，只好不表现出来。
　　他父母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了一会后，他老爸想喝水，于是拿着杯子想喝，我连忙走过去把杯子夺了去，给了他一个一次性的杯子。
　　后来他妈妈问我小磊怎么不在家，我就说去学校去了。其实如果不在学校，我也不太想让自己的儿子见他们，上次我儿子就是去我老公的农村老家一个寒假，就学会了好多农村里才有的脏习惯什么的，后来我从来不准儿子去农村玩了，也尽量不让他和老公老家里的人打交道。
　　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心烦意乱的时候，突然电话打进来了，原来公司有个数据表还没搞完，要我赶快过去做完。
　　于是我连忙拿着皮包，打算往公司里赶，突然还想起他父母还在我家，如果我走了，那家里就没人了，我很不放心。
　　于是我过去对他老爸说：我去去公司还有点事。
　　他老爸说：好，你忙你的吧，不要管我们
　　我说：小区下面有个游乐场，你们去那里坐坐吧，晒晒太阳。对筋骨好
　　他老爸一听，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于是他们两个下去了，我也赶忙去上班去了。
　　数据很多，一直搞的下午4点才回，回到家老公还没回来，我把他父母带来的口袋丢到小区的垃圾堆里去了，然后准备晚饭。
　　6点的时候，老公回来了，一看他父母不在，于是问我他们去那里了。我也不知道，我把刚才的经过告诉他，于是他急忙去游乐场里找，半个小时后，他怒气冲冲的回来了。
　　他一回来就对我叫道：你上班上你的班，你把他们赶出去干吗？
　　我说：我上班去了，家里就没人了，他们老人家对这些电器什么的不懂，万一拨错了，那就麻烦了。
　　他继续骂到：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莫名其妙，我刚才整个小区都找遍了，没见他们，你赶快和我去找。
　　我们刚要去找时，电话打进来了，原来是他老爸打的，他顿时和颜悦色的和他老爸说话，原来他父母已经回家了，他老爸说就只是想看看我们，既然我们都要上班，就回去了。
　　他和他老爸拉了好久家常，我想既然他父母都回去了，就没事了。
　　他打完电话后，冲进来对准我脑袋就是狠狠的一拳，我觉得金星直冒，倒在了地上，我蒙了，天啊，结婚6年了，他从来没打过我。我顿时委屈的流下了眼泪。
　　他还是继续冲过来，骑在我身上，对准我脑袋，身上就是暴风雨般的拳头，边打边骂：贱女人，你这个贱女人。
　　我绝望了，我一动不动流着泪，任他打。
　　他直打的我脑袋流血才罢休，然后他一个人回房间睡觉去了。我躺在地上，一直流泪到天亮。
　　我绝望了，真的，我当时不计较他是农村来的，不计较他穷，和他在一起，想不到他却这样对我。
　　我要和他离婚，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秦建中

      上海民警遭捅，市民现场围观

    7月1日，一名外地来沪人员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连续捅伤9名警察和一名保安，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5人重伤。

    血案发生后，民众震惊，舆论哗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凶犯只身作案屡屡得手，在警局内从一楼狂杀至二十一楼，不能不令人疑问重重。且不说警察局防范意识之差，单从警察个人的自卫能力看，的确让许多上海市民深感忧虑。

    在上海警方的通报中，先前说杀人嫌犯的作案动机是为了报复，早在2007年10月因嫌犯偷车曾被闸北警方处理，从而怀恨在心，因而发生了此次血案。随后，警方又否认了报复一说，称嫌犯的犯罪动机正在审查之中。

   血案发生已经过去了24个小时，上海警方还未查明杀人者的作案原因，更使得这起前所未有的上海滩袭警大案显得扑朔迷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看似身单力薄的北京小伙在上海犯下如此重案，警方到目前还未给关心此案的民众一个满意的交待。

    从嫌犯的作案手段看，算得上是残暴血腥。如果仅仅以偷过自行车被警方处理而记仇在心，这样的理由恐怕不能解释这起惊天血案的来龙去脉。上海警方迟迟未能找到嫌犯杀人原因的结论，恐怕和时下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联。

   在中国，只要有好人好事发生，报纸电台电视台总是能总结出这个做好事者的真实原因。救人者是因为心底善良，是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好。拾金不昧者是因为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因为雷锋精神在这个人身上闪闪发光。

    一旦有了坏事发生，就譬如这次上海袭警案，人们总是在犯罪嫌疑人身上找原因。当然了，一个人犯案总是其有自身原因的，在嫌犯身上找原因并没有错。可是，大凡一个重大案件的发生，其根源肯定不是单一的，总是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背景。

    上海市警察局不单是闸北一处，杀人者为何要选择到这里杀人行凶？在这里我无意为嫌犯的杀人辩解，我只想说的是嫌犯到此杀人是不是也要从警察身上找一找根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警察是人民警察为人民，可也有不少警察是为自己。

    在派出所内有警察强奸女事主的，也有的警察参与了吸毒贩毒，还有的警察成了娱乐场所卖淫嫖娼的保护伞，也有的警察干脆做起了白天为警晚上为匪的买卖。在社会腐败愈演愈烈的今天，人民警察中的一些人也未能幸免。

    嫌犯杀人固然可恨，接受法律制裁也无可非议，但人们希望的是，在每起涉警案件中，如果在调查中发现了出事的原因源于警察执法不公，我们是不是能做到秉公办案。就拿陕西华南虎事件来说，周正龙犯下了诈骗罪，可拿人头担保的国家公职人员却无一人获刑，仅仅是受到了行政处理，如此的结果怎能让天下百姓心服口服。

    社会的进步必然要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时代的结束，在私权与公权的冲突里，法律能否将两者放在一个平等的天平之上，这将是一个社会法律制度是否完善与健全的最好证明。因为在涉法案件里，私权与私权的对抗，公权与公权的冲突，相比较来说容易做到公平对待，可一旦私权冒犯了公权，案件的处理过程就成了人治与法治社会的分水岭。

美已部署海基SBX反导预警雷达系统

汉和防务评论近来刊发Jeff Chen的文章，文章称，当美俄在东欧反导问题进行舌战的时候，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有关在亚洲构筑反导系统的动向已经引起各方注意。　

就政治意义而言，美俄有关东欧反导问题的争执目前依然停留在宣传战上，俄罗斯已经宣布如果美执意部署反导系统，那么就会中止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协议”，同时把导弹重新瞄准欧洲。这意味着新冷战的起死回生。要真正走到这一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并不高。　

平可夫预测一旦东欧反导问题有了眉目，美日澳共建反导问题就会即刻提上议事日程。甚至同时进行。除此之外，在北约内部，在欧洲部署反导问题上的美方解释是对付中国日趋增加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因此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把中国树立成北约的新敌。　

2007年6月4日，平可夫在接受俄通社记者专访时针对俄通社提问“如果在日本土地上部署反导雷达，到底针对谁的问题”时，平可夫强调对付朝鲜不需要探测距离至少达到4000公里以上的XBR雷达系统，如果美国果真在日本部署XBR地基雷达，整个中国军队洲际弹道导弹和沿西伯利亚大铁道部署的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阵地和发射状况，都将处于美反导雷达的监控之中。　

在回答俄通社有关为何把澳大利亚拉进来的问题时，平可夫的回答是这一举动明显针对中国﹗中国用于打击夏威夷和美国南部的洲际弹道导弹飞越太平洋轨道，同时最新一代的美国天基红外监视卫星数据传输中心设在澳大利亚。

由此可见，美国最终如果果真在日本部署XBR雷达，中日、日俄关系将会出现重大的外交波折。　

中国东风-21战略导弹

在日本部署XBR雷达的意图如果成功，进而还有可能进一步延伸发展，在未来适当时期以防御“朝鲜洲际弹道导弹”之名在日本部署拦截弹。　

XBR雷达据悉拥有170kW的功率，波长低于3厘米。大型相控阵天线的体积达到123平方米，天线拥有81000个发射、接收模块，雷达的设计外形显示它并非四面相控阵雷达，而是旋转方式，可以对特定方向实施重点扫描、跟踪。雷达在水平、俯仰方向呈50度角布置，天线数组能够使用窄束波跟踪模式，这样来提高跟踪精度。依照这样的尺寸，XBR在跟踪标准的弹头时，其探测距离至少可以达到4000公里，即使给弹头加涂相应的隐形材料，并且更加小型化，这种雷达的探测距离也可能至少达到2000公里。至于对洲际弹道导弹头体分离之前的跟踪距离可能更远。　

平可夫表示，这一距离概念意味着位于西伯利亚Omsk的俄第33近卫火箭军的主要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被XBR监控。这种雷达一直可以跟踪到从Irkutsk第51近卫火箭师开始的防区。至于中国，除新疆、西藏部份地区之外，全部中程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基地都处于XBR雷达的监视之下。　

XBR同时具备了弹道导弹弹头目标实施跟踪、火控、杀伤评估的功能，雷达通过拦截弹上携带的IFICS进行目标指示，同时再对拦截弹的飞行线路实施修正。这一雷达系统原来计划部署再阿留申群岛最西端的Shemya岛上，目前对美对日本提出部署要求，等于整个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雷达探测装置向西推进了至少5000公里，这样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强化对中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初始阶段的探测，以便提高整个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中作战系统的反应速度并强化其跟踪、照射目标的功能。

美国和北约计划在东欧建设反导基地，引起了东欧国家民众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弹。

日本自卫队装备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美国部署的大型海基预警雷达

美军部署在阿拉斯加的拦截导弹及指挥中心

美国已部署了“标准-3”海基反导系统，并协助日本宙斯盾驱逐舰具备了这种能力。

中国的东风导弹

东海舰队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参加海军分列式

据台湾东森新闻3日报道，上月台日船舰在钓鱼岛外海对峙时，大陆东海舰队曾在附近待命，并准备驰援。

报道说，6月16日，台湾保钓船在钓鱼岛外海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对峙，当时台海巡署派出9艘海巡艇在旁护卫，台日双方一来一往相互较劲，气氛相当紧张，但在同一时间，据传大陆东海舰队也派出军舰在钓鱼岛外海待命警戒。

东森新闻引述“香港媒体”的报道称，在台湾“联合号”被撞沉后，大陆东海舰队就一直派出军舰在附近海域加强巡逻，16日当天，当台湾海巡艇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外海对峙时，东海舰队悄悄地派出两艘现代级驱逐舰及一艘护卫舰，在钓鱼岛外海待命，一旦台日双方擦枪走火，立即驰援。

东森新闻的报道并未点出其消息源是哪家“香港媒体”。截至发稿时，环球时报记者尚未看到香港媒体相关的具体报道。

东森新闻引述“香港媒体”的报道称，在台湾“联合号”被撞沉后，大陆东海舰队就一直派出军舰在附近海域加强巡逻，16日当天，当台湾海巡艇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外海对峙时，东海舰队悄悄地派出两艘现代级驱逐舰及一艘护卫舰，在钓鱼岛外海待命，一旦台日双方擦枪走火，立即驰援。图为东海舰队136号现代舰。

东森新闻引述“香港媒体”的报道称，在台湾“联合号”被撞沉后，大陆东海舰队就一直派出军舰在附近海域加强巡逻，16日当天，当台湾海巡艇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外海对峙时，东海舰队悄悄地派出两艘现代级驱逐舰及一艘护卫舰，在钓鱼岛外海待命，一旦台日双方擦枪走火，立即驰援。图为“保钓联盟”15日晚间出海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海巡伟星舰16日在钓鱼岛海域戒护保钓船，日方出动多架直升机侦察。（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社”）

蒋经国之子蒋孝严：蒋家不是没落的贵族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1-22　　发表评论>>

资料图片：蒋孝严接受记者采访 “蒋家在政坛上是没落了，但我相信透过我和我的后代，蒋家可以重新再站起来” 采访蒋孝严是分三次进行的。虽然“立委”选举刚刚胜出，但仍有许多后续工作等他去做。而这两天，他还要忙于对其父蒋经国的追思活动。 提起父亲，这位2005年才认祖归宗的“蒋家门外的孩子”，似乎有太多的话想说。尽管他们连一次交谈的机会都没有，但在父亲去世20年后，他对父亲的感情却反而变得更加浓厚，对其理解也更加清晰。 “父亲一直主张中国要统一” 《国际先驱导报》：你跟父亲的第一次近距离见面竟然是在停尸间，这是不是你20年来最大的遗憾？ 蒋孝严：不是20年来，而是我有生以来一直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在他身后，我不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机会，就像这次我筹划的20周年纪念晚会一样。 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我就一直很渴望父爱，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追追他，但这是遥不可及的。后来我在“外交部”工作时，父亲近在咫尺却仍如在天涯。尽管如此，他也一直关心着我们，记得在我和弟弟考大学的时候，他在报纸放榜的名单上一个一个找我们的名字。我们完全体谅他当时不与我们相认的苦衷，尤其到我从政以后更加理解他的困难。 《国际先驱导报》：这一生没有和父亲真正相处过，但父亲是不是潜移默化地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 蒋孝严：当然，他是我人生的标杆和偶像。他生活的俭朴、对原则的坚持、对政治大目标的追求，尤其主张整个中国要统一，这也是我一直努力追寻的目标。 由于特殊的时空背景，爷爷在的时候主张武力来解决，后来有所调整，还是要政治来解决，所以有个口号，叫“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到我父亲执政时，他就提出要用观念和制度进行统一，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目标是不要双方再让敌对的状态持续下去，希望合二为一，虽然没有定出时间表，但后来，国民党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包括“国家统一纲领”的通过。 《国际先驱导报》：20年来，你对父亲的理解更加清晰了？ 蒋孝严：当然，但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所以当他被人扭曲、攻击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挺身而出。我觉得他对台湾每一个人都付出太多太多，而台湾每个人都对他做得太少太少。这让人感到很遗憾，而且也很不公平。

“父亲遗愿未说移葬大陆”

《国际先驱导报》：你之前曾说过，如果2000年台湾“大选”，国民党若能获胜，就考虑将移葬祖父和父亲的灵柩，但那次国民党落选了。今年如果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的话，你还会这样考虑吗？

蒋孝严：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但也未必一定要这么做。兹事体大，不能够轻举妄动。

就目前的政治现实而言，还不宜断然做出决定说是移到五指山，还是大陆。因为这个事情不单单是蒋家自己的事情。移到大陆是选择之一，但是要考虑到台湾的政情、两岸关系、大陆内部的情势。只有这三方面条件成熟以后，我们才能做一个认真的定论。所以我觉得作为家属最好谨慎为之，一动不如一静，暂时不要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议题，更不要变成一个话题。不管怎样，我是绝对反对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由阿扁来主持移灵的，那会很荒唐。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说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归葬大陆。

蒋孝严：先父对生后看得很淡薄的，他并没有在意说一定要葬在什么地方，就像他生前生活俭朴一样。事实上，他曾经交代他的某位家人，要求死后火葬。所以说外界的说法都是推论。

“蒋家有实力东山再起”

《国际先驱导报》：你的侄子蒋友柏在他的博客中对你父亲的评价并不是特别好，甚至有贬低他的说法，这是不是让你很愤怒？

蒋孝严：我对他个人没有任何的意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对历史的了解、个性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意见都要给予尊重。但我也期盼有特殊身份的人更需要谨言慎行，不要被人见缝插针，被对方(民进党)当作炒作的工具和素材，那就很遗憾。当然可能过一段时间，友柏将来对他祖父的了解变得更加成熟、圆融之后，他的观点会有调整也说不定。

《国际先驱导报》：不管从你写的《蒋家门外的孩子》，还是蒋友常写的《悬崖边的贵族》，光从书的标题来看就让人顿感悲凉。面对台湾当局时下的态度，身为蒋家的后代，你会不会有一种“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蒋孝严：那当然是难免。物换星移，人是权非。尽管如此，但我觉得上天毕竟还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像我这一代，在经国先生五个孩子中，现在只剩我一个，连我双胞胎弟弟孝慈多年前也过世了。既然留我一个人下来，我相信上天自有他的目的和旨意，所以我就应当把我的能力发挥出来，不要虚耗了自己的生命。

蒋家在政坛方面是没落了，但我相信透过我和我的后代，蒋家可以重新再站起来。我儿子蒋万安今年才29岁，就已经是美国加州的职业律师了，名字是经国先生给取的。我希望他能从政，他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我也尊重他自己的选择，即便不从政，他也照样可以把蒋家精神发扬光大。刘俊

两位大陆及港澳民众几乎完全陌生的外籍华人，曾启航过一次迄今不为人所知的“破冰之旅”。21年前，他们以特殊的身份带着大陆送给时任台湾“总统”蒋经国的一盘录像与之会面，并见证蒋经国说出了这样的话：“共产党的情我领了！”这对父女，一位已于1987年埋骨日内瓦，一位从出生至今世居日内瓦。日前，记者竟偶然在澳门遇到了他们的亲戚。日前，记者偶然在澳门遇到了他们的亲戚，才了解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澳门偶遇台湾“国舅”

澳门虽小，乃藏龙卧虎之地。驻澳门数年，记者曾有过多次意外发现：曾在中国与印尼友好关系史上扮演过独特角色及做出非凡贡献的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首席华语翻译司徒眉生，隐居澳门整整40年竟不为外人所知！成就了叶挺一世英名、并为此付出巨大牺牲的叶挺妻子李秀文，家住澳门数十年居然默默无闻！有澳门“活字典”之称的越南归侨冬春轩……而这一次的收获更加意外，竟是作者认识多年的“汪太”丈夫汪长南！

这位“汪太”，作者至今虽叫不出她的名字，但平日里交往颇多。她系澳门最大的企业——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公关部经理，专与媒体打交道。她对工作极负责任，为人又热情周到，故为各家媒体所熟识。头一次见面，她就自我介绍：“我叫汪太”。后来发现，港澳媒体圈几乎全称她“汪太”，估计知道她真实姓名的人亦没有几个。

新年伊始，与国家广电部驻澳机构的老杨商定，为酬谢“汪太”多年的友谊，欲请她夫妇吃顿便饭。这是我们来澳门迄今头一次请“汪太”吃饭，这种迟来的宴请她会否多心？而邀请从未谋过面的“汪太”丈夫一同参加，似乎更是有点唐突。没想到她竟爽快地答应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多少让记者感到歉意的私人宴请，竟不期演变成名副其实的采访。记者与汪长南，一个是被职业病缠身无处不带“新闻眼”之徒，一个系胸藏万汇而又欲吐为快之士，犹如两块钢铁，互相一碰，即冒火花。原来，汪长南出身显贵。父亲汪德官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中南九省长途电话局局长。1948年被派往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工作，后退休定居日内瓦。汪长南同父异母的妹妹汪长诗，系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第一任妻子。1995年，汪长南率“澳门专业人士代表团”访问台湾时，时任“陆委会”主任的萧万长亲自出面相迎，并对汪长南说：“要是以前来，你可是国舅啊！”

记者仿佛一下子“来电”了，逮住汪长南穷追不放。

一段情缘为牵线两岸埋下伏笔

汪长诗与蒋孝武的结合，本身就是一场悲剧。1968年8月，正在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的蒋孝武，不改纨绔子弟的一贯做派，学习无果，玩心甚浓。一天，他开着跑车，穿越隧道，花了4小时的时间，跑到日内瓦游山玩水。不料，与年仅17岁的瑞士籍华裔姑娘汪长诗邂逅相遇，蒋孝武随即发起猛烈的攻势，情窦初开的汪长诗哪见过这般情势？迅速坠入爱河。半年后俩人即在美国结婚，并生下一儿友松、一女友兰。

然而，蒋孝武与汪长诗的蜜月期，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很快，汪长诗察觉丈夫身边时有女影星出没。于是，争吵随之蜂起。一天夜里，汪长诗又与丈夫激烈争吵之后，第二天就拎着皮箱走了。

在汪长诗离家出走以后，蒋家所有人都极力挽回这段婚姻，挽回汪长诗。他们分头向汪长诗进行游说。起初她没答应，后来态度终于软化，愿意再给蒋孝武一个机会。可是蒋孝武根本不理这个碴，无奈，汪长诗不得不选择离婚。

但人的情缘就是这样奇妙，据蒋经国贴身侍卫副官翁元回忆，“蒋孝武与汪小姐离婚之后，两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会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看她的儿女友松、友兰。”也恰恰因了这种渊源与关系，为日后汪小姐与父亲汪德官牵线于两岸关系埋下了“伏笔”。

“特使”携录像带面见蒋经国

1987年初，外界风传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消息传到日内瓦，汪德官与汪长诗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毕竟曾为一家人，更何况蒋友松与蒋友兰深得曾祖父和祖父的疼爱。两人商量决定，马上飞赴台湾看望蒋经国，与他做最后的诀别。

途经香港，汪长南夫妇早已在机场迎候父亲和妹妹的到来。汪德官的老朋友、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也到宾馆探望汪德官父女俩。久别重逢，相谈甚欢。交谈中，黄文放得知汪德官父女此行目的，随即托付父女二人可否帮忙携一盘录像带当面交与蒋经国。汪德官父女二人没多问一句，欣然表示同意。

他俩心里十分清楚，这一承诺，意味着父女俩此行将肩负特殊的“信使”使命，力拔千斤兮！

其实，此时的蒋经国，虽患有晚期糖尿病，但尚没有像外界所传的那么严重，只是两条腿浮肿，行走不便。汪德官父女不远万里专程来台湾探望他，令蒋经国非常感动，乃以“亲家公”和“儿媳”待之，亲情交融。汪德官瞅准一个最佳时机，将老友黄文放所托的录像带亲手交与蒋经国，说：“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您的。”

蒋经国知道这位老亲家与国共两边都有交情，见是一盘录像带，马上屏退左右，独自与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观看。

卧室中央摆放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既熟悉而又模糊的场景：浙江奉化溪口镇，青山逶迤，碧水荡漾。溪口镇东口，是武岭门。门上“武岭”二字，仍为当年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留笔墨，只是重新刷过漆，愈加清晰醒目。蒋家老宅子丰镐房，其中，蒋介石出生的地方玉泰盐铺，成长时居住的地方风镐房，以及武岭学校，蒋氏宗祠等，还有蒋经国住过的小洋房，均原封不动保持得非常完好，并且修葺一新。尤其是离蒋家三里外白岩山上的蒋介石母亲墓地，墓碑上孙中山亲笔题写的“蒋母之墓”，没有丝毫变化。溪口镇北摩诃殿附近的蒋介石原配夫人、蒋经国生母毛福梅的坟墓，亦经过修葺，当年戴季陶提笔写下的“蒋母毛太夫人之墓”八个大字，更是历历在目，肃穆苍劲……

看到这一切，汪德官父女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蒋家王朝被共产党推翻并被赶至台湾已近50年了，还将其祖坟、旧居如此善待，如此尊重，其心如日月，昭然于世。汪德官用余光悄悄地扫了蒋经国一眼。只见他双目紧盯着屏幕，一动不动。当屏幕上出现当地官员和民众纷纷向其祖母、母亲墓祭拜的镜头时，他的眼泪止不住流淌出来。

看完录像带，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汪长南对记者说，这盘录像带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不得而知，但父亲从台湾回来不久，蒋经国就宣布了两岸开禁政策，允许台湾非党、“政”、军人员赴大陆探亲、旅游，为冰封近半个世纪的两岸关系打开一个缺口。（环球时报驻澳门特派记者曾坤报道）

延安时期赵章成（第一排中间）和战士在一起

他是刘伯承眼中的神炮手，他把迫击炮技术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大渡河畔生死攸关，他用三发炮弹挽救了红军，当火炮只剩下一根炮管，神炮将军能否威风依旧？ 　　他是刘伯承眼中的神炮手，他把迫击炮技术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大渡河畔生死攸关，他用三发炮弹挽救了红军，当火炮只剩下一根炮管，神炮将军能否威风依旧？当敌人近在咫尺，他能否隔墙发射火炮 　　1935年5月25日，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大渡河犹如一道天堑挡住去路，而国民党追兵紧随其后。红军决定在大渡河安顺场背水一战。大渡河河宽一二百米，水流速度极快。既无法搭浮桥，泅渡也很困难。 　　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率领12万人马企图渡过此河，结果遇到清兵的堵截与围剿，激战七日，全军覆灭。72年后，红军长征来到此地。当时刚刚经过湘江之战，红军从10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能不能渡过大渡河这是关系到红军命运关系到长征是否能取得胜利的一次战斗。 　　在大渡河安顺场距河30米远的地方，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位首长亲自布置了四门迫击炮、五挺重机枪，作为渡河突击队的火力支援。红1军团第2连的17勇士，准备用惟一的一条小船，强渡大渡河。 　　对岸山下怪石林立，在惟一一处小船能够靠岸的地方，是个50多度角的陡坡，上有一条弯曲小路。敌人就在这险要的地点修筑了数层工事。在100多米外的竹林和房屋中，还隐藏着敌人的主力。他们企图在红军刚过河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进行反扑，逼迫红军下水。 　　在第一条小船开始渡河后，赵章成亲自操作一门迫击炮，并组织迫击炮连一齐向敌发射，以28发炮弹摧毁了敌人三四个土木结构的碉堡。赵章成与重机枪手们完美配合，掩护突击队攻占了对岸的桥头阵地，17个勇士无一人伤亡。之后，赵章成带了一门迫击炮，随第四船过了河。 　　不久，敌预备队赶到渡口，拼死反扑，企图将渡河勇士逼进激流、消灭在滩涂。而此时，炮弹只剩下三发了。为防止渡口得而复失，在千钧一发之际，面对增援反扑过来的敌人，炮兵营长赵章成亲自操作一门迫击炮，用他在多年战斗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简便射击法，用仅剩的三发炮弹，依次打向竹林、小村和山头上的敌人。 　　三发炮弹全部命中，打得敌人魂飞魄散。后续部队及时跟进，消灭了100多敌人，俘虏了80多，巩固了渡河点，保障红军主力渡过大渡河。因为有了我们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神枪手李德才，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最终留下了“翼王悲歌地，红军胜利场”的历史传奇。 　　由于曲射迫击炮是一种滑膛炮，里边没有膛线。所以它打出的炮弹，直接命中率很小。它是打面积目标的，不是打点目标的。但是赵章成却能用适于打面积目标的迫击炮打击点目标，实在让人惊叹。赵章成能够成为神炮手，可以说是在我军艰苦的作战条件下苦练出来的。 　　解放战争以前，我军的装备极端落后，迫击炮和炮弹几乎都靠缴获敌人的。因为炮弹稀少，所以在每次战斗中都必须用少量炮弹一举摧毁敌人要害，以获取最大的射击效果。赵章成特别细心，行军途中他随时注意物体之间的距离、沟壑的宽度，这就是目测距离的依据。 　　打炮打得准，关键在于这个目测距离。测出射击距离仅仅是第一步，还要知道风速风向，温度，装药量等要素，以此计算出火炮的射击角度。这需要炮手翻查炮兵专用的射表得出来，而他把这些东西都记在脑子里了。 　　迫击炮的弹道轨迹是抛物线形，当时的风速、风向等因素都会使炮弹偏离射击目标。为了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也能打准，人们常看见赵章成在大风天扬黄土，把自己变成个土人。苦练就是赵章成成为神炮手的惟一秘诀，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中，迫击炮是他伴随一生的挚爱和武器。 　　抗日战争期间，赵章成用迫击炮打得日军鬼哭狼嚎。他创造的特种射击方法，远远超出了训练手册和射表规定的射击距离。在和敌人近在咫尺之时，隔着隐蔽物，架炮打击敌人。这种隔院攻敌的间壁射击法，往往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稀里糊涂地丧命。 　　赵章成的老战友、原八路军炮兵团9连的政治指导员丁本淳，一直念念不忘1940年百团大战的最后一战：关家脑垴战斗。当时我军包围了日军的岗崎大队。敌人占据了一个山头，居高临下，用十几挺机枪组成了一个密集的火力网，进行顽抗。我步兵进行了几次冲锋都没成功。看来硬攻不下，只能智取。赵章成亲自带一门迫击炮和十几个人，悄悄运动到一条断崖下。 　　敌在上，我在下，距离只有三四十米。赵章成要用高射角特种射击的绝技克敌制胜。在测量好距离后，他采用88.5度的特大射角，抱好炮，以每分钟四、五十发的速度一口气也不停地进行超速射击。在射击过程中，有8个炮兵开启炮弹箱准备炮弹，四个同志不停地装引信，都供不上赵章成一个人射击。 　　在六分钟内，连续发射240发炮弹，平均一秒半一发。只见炮弹几乎是直上直下地成串飞上天空，落入敌人阵地。后来据俘虏反映说：只见炮弹满天飞，还没弄清楚这些炮弹是从哪儿打出来的，有多少门炮在发射，人已经死了许多，所有的轻重机枪也全成了废铁。有人说，这是空前的一次迫击炮射击。据过去的记载，迫击炮最快的速度是一分钟30发。 　　特别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只有一根光溜溜的炮筒的情况下，赵章成也能一炮命中。他在战斗中摸索出一整套非常实用、有效的迫击炮简便射击法，能在各种意外的条件下从容应战。比如，在迫击炮座板、炮架丢失或损坏时，如何架炮射击。 　　还比如，在没有方向盘和瞄准镜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射击方向、进行瞄准；在没有射程表的情况下，如何计算修正、保证射击；甚至在迫击炮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损坏，只有一个光溜溜的炮筒时，如何进行射击，赵章成全都了然于胸。 　　神炮手赵章成能够将迫击炮的潜力发挥到极致。迫击炮型号常常根据其口径大小不同来划分，每种型号的迫击炮都有一个最大射程的限制，如，八二迫击炮的射击距离一般不超过3000米。但在战场上，赵章成居然能让迫击炮突破它的射击极限，超远距离命中目标。 　　那是在延安时期，赵章成任129师炮兵主任时发生的事情。日军经常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和封锁，为配合反扫荡，赵章成奉命带领延安抗大的炮兵学员，黄昏时分来到沁州的东山上炮击日军火车站。他以惊人的目测方法，测定出炮击目标距离是三公里。 　　但他们的迫击炮即便发挥最大射程也够不到目标，还差数百米远！如果再向前运动，又会被敌人发现，功败垂成。此时，他临危决断，指挥全连，对每门炮实施强装药，进行超远程集中射击。对炮筒进行全装药这叫强装药，最大射程可以打三千米。 　　赵章成以每枚迫击炮的导火管附加多个药包的打法取得了很有效的射击效果。第二天，军区战报在号外中报道，我军炮袭沁州火车站，造成敌军运输中断，通讯失灵，侵占我根据地中心区的日军，被迫撤退回城。这种强装药超远程射击法，又是赵章成独创的打法，这些战法，在任何兵书上都找不到案例，堪称中外炮兵史上的一绝。 　　解放后，已经是炮兵副司令的赵章成依旧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劲，时时告诫自己和部下说：“本领是靠苦练得来的，胜利是靠智勇夺取的。”当敌我双方生死对峙、僵持不下时，辣椒面儿也能制成炮弹吓退敌人吗；没有能攻碉堡的大炮时，没文化的炮手也能创造出新式火炮吗？ 　　1940年9月，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时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迫击炮兵主任的赵章成指挥13团迫击炮连，攻打管头据点。该据点位于榆辽公路中段、管头村北的一个山梁上，日军山本中队在此驻守，周围有四个混凝土碉堡，围墙是很坚固的双层夹壁墙。他们就躲在夹壁墙里向外射击，我军机枪和迫击炮却奈何不了它。 　　赵章成指挥的迫击炮连总共有七、八十发炮弹，因此每场仗只准打三、四发，最多不超过五发炮弹。9月22日黄昏以后，赵章成指挥迫击炮连从正面炮击日军前沿阵地，掩护突击队向敌人冲击。打了一个通宵，数次攻击，依旧强攻不下。 　　第二天早晨，上级命令13团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当天下午5点钟以前解决战斗。强攻不行，只能智取。大家在战地民主会议上。你一言他一语，终于想出了用辣椒熏逼出日军的办法。形势紧急又苦无良策，指挥员同意采用神炮主任的建议，让“辣椒炮弹”这一异想天开的军事发明得以问世，并使得管头战役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尾声。 　　管头村的老百姓听说要用辣椒熏鬼子，很快就给八路军送来一大桶辣椒面。赵章成带着纪万明和另一位年轻的炮手，一起卸下引信，倒出弹体内的炸药。先装辣椒面，最后再把炸药装上，把引信再拧上。 　　午后3点多钟，在赵章成的亲自掌控下，20发辣椒炸弹全数打出，在日军碉堡、营房、阵地周围开了花。突击队没用10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在辣椒炮弹的威慑下，没有一人伤亡，胜利夺取管头据点。 　　赵章成的发明可不止是一弹多用，他还能让迫击炮做到一炮多用。迫击炮在历史上曾有过五个名字：战壕炮、步兵炮、滑膛炮、曲射炮和迫击炮。迫击炮生来就是打击日军的。世界上第一门真正的迫击炮诞生于日俄战争期间，是1904年一位俄国炮兵大尉发明的。它刚一问世就不负众望，把隐藏在堑壕里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但所有的迫击炮对坚固的碉堡类垂直建筑都无可奈何。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在我根据地周围修筑大量碉堡，企图将我军困死在太行山上。 　　迫击炮是曲射炮，主要是对付步兵、散兵。射击精度受地形、风速、风向、温度、炮弹及装药重量的限制，所以射弹散布大，很难直接准确地命中单体目标。对付敌人的碉堡尤其困难。而山炮、野炮这些平射炮就不同了，它们是从尾部装填炮弹，而且炮筒内有膛线，发射后炮弹旋转着出去，炮弹初始速度大，平射距离远，可以直接射向敌人的碉堡，将其摧毁。 　　由于迫击炮打不了碉堡，突击队只能拼死强攻。突击队员死伤了很多，也不能攻下。刘伯承下令不准用这种办法了，这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时任太行山区司令员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指示炮兵主任赵章成想尽一切办法，用迫击炮把碉堡打平。在战争的关键时期，赵章成接受了迫击炮创新的特殊使命。于是，司令部从华北六大军区抽调10名迫击炮干部，组成迫击炮平射研究班，由赵章成亲自挂帅。迫击炮无法进行平射的原因在于，炮弹必须由炮筒前端装入，炮身一旦放平，炮弹就无法下滑去击发雷管打火。 　　有人注意到了擦炮用的洗把杆，它上面有一个空心圆孔也许可以用来套住炮弹，用力助其下滑来击发雷管。试验居然成功了。炮弹出去了，也打中目标了，但是洗把杆也飞出去好远。在那战场上就不行了，还能派人去把它捡回来，那是不可能的。 　　凭借出色的观察力和联想力，他大胆提出用太行山上随处可见的高粱秆代替洗把杆送弹激发。高粱秆激发炮弹法在实战中取得了成功，也受到了步兵的欢迎，但赵章成并不满意。他认为这种方法在技术上还存在严重缺陷，如果高粱秆在加工或使用中出现失误，射击时就有堵住炮弹、发生炸膛的危险。 　　受到掷弹筒的启发，他们想到了用拉火击发的办法。他们在炮尾部增加了一节400毫米长的尾管，采用拉火击发装置，并将底盘倾斜着地，使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保持在5度以下。这样，82迫击炮达到了既能曲射又能平射，具有步兵炮的功能。 　　随后，研究小组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在不同的距离上打垂直目标的可靠性。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赵章成带领研究小组，在战场上创造出小炮代替大炮，曲射炮代替平射炮，一炮多用的奇迹，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新创举。 　　成功之后，刘伯承邓小平当即责成司令部电令各军区部队，将迫击炮分期分批送往兵工厂进行改装，以便在战场上推广应用。我军的迫击炮从此如虎添翼，多高的碉堡据点都不在话下了。 　　关于平射迫击炮，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邯郸战役双方交战时，纪万明就用这种改造过的迫击炮将一发炮弹从日军碉堡的机枪眼里打进去了。更奇怪的是，炮弹像铁块儿一样落地，没有爆炸。 　　有了平射的迫击炮以后，八路军既能够打碉堡，也可以进行城市攻坚战。赵章成不仅百发百中、一炮制敌，而且开掘出迫击炮的最大潜力。战争年代，刘伯承称赞他是神炮手，还有首长评价说，他把迫击炮技术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火炮是战争之神，而赵章成堪称我军的迫击炮之神。(转自：中国网)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无锡以治理太湖为由要求村民搬迁遭质疑

　　核心提示：无锡市三个村庄紧邻太湖，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却被通知要搬迁了，理由是为了治理太湖污染。离村子不远处，则是一座座星级宾馆和别墅群。村民们认为，无锡市拆迁办以环境整治为幌子，实际上却是破坏环境和绿化，牟取商业开发暴利。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北京数十名讨薪农民工与保安当街对打

　　核心提示:4日中午，北京市朝阳区数十名农民工讨要工钱，在谈判过程中与保安发生3次棍棒交加的冲突。开发商称，他们已经支付施工方500万元，“不知道这500万是否到了农民工手里”。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台报称大陆新型导弹"令人震惊" !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美防御部署恐被颠覆。 

外电称，中共已经完成第三代陆攻型"东海10型"巡戈导弹的试射，该型导弹射程1500公里，命中精度10米内。这个消息需要进一步查证，因为它超过西方的预期。如果消息属实，又能证明"东海10型"已定型且准备量产，其所带来的威胁意义将颠覆美国在东亚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立意。 

美国在东亚建立的导弹防御系统，主要是拦截弹道导弹，而非针对命中精度高、通用性强（可供空射、潜射、海射等）、机动灵活、效费比高且能执行饱和攻击的巡航导弹。美、俄等国有鉴于此，遂把射程大于500公里、能运载500公斤常规弹头、命中精度小于10米的常规巡航导弹，视为对敌实施有效威慑之绝佳手段而大量生产。"东海10型"的性能似乎接近美、俄的实力，因此让人感到怀疑之余也令人震惊。 

该型导弹性能是否真如外电所称并不容易掌握，因为它是中共的"绝密"武器，其份量和性质虽不等同于战略核武，却是最有威慑效益的实用价值。此一发展趋势对台湾的最大警惕是，台湾采购的反导弹设备以拦截弹道导弹为主，对防御巡戈导弹效益不大，因此美国正在研制一种专门对付巡戈导弹的系统，称之为"联合对地攻击巡戈导弹防御空中网络化传感器"系统（JLENS）。听了这个直让人冒汗，难道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又要台湾耗资采购？这样搞下去，军购可是没完没了。

解放军试射新型巡航导弹---大陆精确导弹媲美美战斧 

香港《太阳报》9月20日报道，解放军近日试射第三代陆地发射的巡航导弹"东海10型"。射程1500公里顶的"东海10型"依靠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导航，精确度在10米以内。这种第三代导弹联同解放军近日引进的"鹰击63"导弹及"哈比"无人驾驶自杀攻击机，将对台湾及美国航母构成极大威胁。 

即将在10月1日出版的《简氏导弹及火箭杂志》引述美国军方消息，表示解放军近日从地面试射"东海10型"巡航导弹，但报道并没有具体的试射日期及试射地点。早前有报道指国防部长曹刚川在8月18日前后，亲临导弹测试场地，观看一种命中精度极高的导弹试射，估计这就是"东海10型"巡航导弹试射。当时的报道认为这次试射主要是证明这种新式导弹能与大陆的"北星定位系统"连线。 

内地有网站报道，表示"东海10型"导弹是一种完全采用舰对地巡航导弹，性能与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若，射程约2000公里，以卫星导航。被《简氏》指与"东海10型"导弹组成致命组合的"鹰击63"导弹属于亚音速远程反舰导弹，以"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为基础改良而成。这种导弹由航天部三院负责研制，利用小型涡轮喷射引擎推动，最大射程达500公里，外挂在轰6战机外，由空中发射。 

另一件致命武器是以色列技术的"哈比"无人驾驶自杀攻击机，这种攻击机由木及铝材组合而成，火箭推动，成本极低，攻击机配备全球卫星自动导航，最大航程1000公里。机上配备有寻找磁、辐射源的雷达，能自动寻找目标攻击。 

《简氏》指解放军一旦将三项武器组合使用，将会为台湾带来极大的威胁。可是，台湾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翁明贤副教授认为，目前解放军仍欠缺足够的导航卫星，难以为卫星导航，估计解放军短期内不会大规模部署"东海10型"导弹。 

翁明贤指目前对台湾的最大威胁，仍是来自部署在大陆东南沿岸、射程400至500公里的弹道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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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解放军冲入南京总统府看到的惊人一幕！

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谋攻第三》有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说明了用兵之道的诡术，毛泽东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一，一纸吓退十万国民党军队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驻西柏坡。驻守在北京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一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

   26日，毛泽东办完大事以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见毛泽东文选第5卷）。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和三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

   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傅作义见中共方面对他们的计划什么都知道了，还做了准备，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空城计”就这样结束了。

   以后中共中央一直驻在西柏坡，直到进北京。这种事情作为其他统帅如果有一次的话，可以骄傲一辈子，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属于茶余饭后顺手办的一桩小事，因为这方面的事迹太多了，中共方面自己都从来没有宣扬过。

   二、炮击金门 “围魏救赵”

   1958年夏季，，美国入侵黎巴嫩，海空力量云集中东，准备武装干涉中东革命，国际形势十分紧张。8月23日下午5：30分，炮击金门事件震动世界，美国急忙调动五艘航空母舰、八十几艘巡洋舰、驱逐舰急赴台湾海峡，出现了二战以后美国在远东的最大海空力量集结，艾森豪威尔不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等忙坏了美国人以后，炮击就逐渐停止了，发展到断断续续持续了二十年的“炮击”的奇特战争。

   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收到多方面的效果：

   1、支援中东革命，缓解中东国家的压力。

   2、打击蒋介石，同时通过炮击的形式，表示“内战”没有停止，多了一种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一种发言方式。

   3、试探美蒋条约的底线，这个也许是最大收获。

      三、卧室退苏军

   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四、“氢弹”平中苏边境风波

   1969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100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在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下，北京及许多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大挖防空洞。

   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即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这时，临近中国国庆20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泽东提出：主席，四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思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

今年上半年有关印度的国际新闻多半是与航母有关。先是俄售印“戈尔什科夫”号航母改装费提价纠纷闹得沸沸扬扬，而随后美“小鹰”号航母可能会赠予印度的谣言更差点忽悠了全世界。这些新闻背后反应的是印度对巨型航母的渴望，为了追求可望不可及的海上霸权，印度的航母梦几近到了疯狂的地步：再烂的航母也不惜血本要买进来。

印度人始终只坚信一句话，那就是一百多年前马汉说的一句名言：“不论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21世纪世界的命运将在印度洋上见分晓。”多年来，印度盲目的遵循这信条，不断地增强对印度洋的掌控能力。

2004年6月出台的《海军新作战学说》规划了印度海军的远景目标：全面控制印度洋、东进太平洋、西出太平洋、南下非洲。印度的海洋战略目标是在印度洋、阿拉伯海以及南中国海等海域与作战对手实施远海作战，实现梦寐以求的全球军事大国梦想。显然，印度雄心勃勃的海洋战略是从强烈航母梦开始的 ……

印度人的航母历程

印度是亚洲最早用航母的国家。早在尼赫鲁时期，印度海军就开始将航空母舰视为远洋作战能力和海上威慑力量的主要象征。然而由于受国防科技工业的制约，在长达50余年的航母发展历程中，印度似乎一直在延续着购买，改装，再购买的航母之路。

外购之路

早在1957年，印度在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便花大价钱从英国购进了一艘“尊严”级轻型航母（其实是英国的烂尾工程），经英国改装后更名为“维克兰特”号。维克兰特加入印度海军序列不久，便作为编队旗舰参加了第三次印巴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维克兰特”号航母发挥了极大作用，舰上的海鹰战斗轰炸机和贸易风反潜机成功的袭击了东巴海港及军事基地。并对巴海空进行了成功的封锁，为印度赢得战争立了大功。该舰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经两次改装后，可搭载海鹞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

作为印度的第一艘航母，“维克兰特”号为印度海军培养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军官及士兵，使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航母作战、使用和维护经验。1997年1月该舰退出了印度海军现役。

在购买“维克兰特”号29年后的1986年5月，印度又耗资5000万英镑购买了英国海军退役的半人马座级航母“竞技神”号，并更名为“维兰特”号。该舰始建于1944年6月，1959年11月竣工服役，该舰在英国服役期间曾多次改装。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中，“竞技神”号担任英国海军特混舰队旗舰，与“无敌”号航母一起，为英军夺取战区制空权、确保英军海上封锁和两栖登陆作战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该舰总功率76000马力，最大航速28节，最大续航力6500海里/15节，舰员1350人。印度在购买时在英国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装，主要是更新了火控系统、飞行导航雷达、飞行助降设备；加装了数据链、2座干扰箔条发射器；飞行甲板加厚，跃升甲板增加到12度；弹药库和动力舱加装50毫米厚装甲。为配合航母使用，印度还进口了29架“海鹞”式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分两批轮流搭载在“维兰特”号航母上使用。1987年5月，该舰正式加入印度海军，成为驻孟买的西部舰队旗舰。

由于在很长时间内，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无力建造航母，只能采取购买发达国家退役的航母来装点门面和增强自身的作战能力，所以在航母发展上总是仰人鼻息。在购入“维兰特”号，印度还想购买航母，但却发现已无舰可买。因为冷战结束后，各国海军新舰下水的速度大大降低，原先瞄准的英国无敌级也由于英国继续使用而只能作罢。但印度海军对航母的渴望程度却有增无减，仍然痴心不改的四处求购。

苏联解体后，经济陷入困境的俄罗斯由于无法维持庞大的军事遗产，不得不拆解变卖。在此情况下，印度不失时机的向俄罗斯提出了购买航母的愿望。但苦于双方在一些条件上一直有较大的分歧，始终没能如愿。急于增强航母实力的印度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和俄罗斯谈判，另一方面着手改装陈旧不堪的“维兰特”号，以延长其使用寿命。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是前苏联“1143工程”基辅级航母的第4艘舰。与西方航母不同的是，“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除搭载战机外，还携带有大量武器，具有独立作战能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接收了该舰，部署在北方舰队。该舰因1994年2月2日发生爆炸，造成主机被烧毁，自此之后就一直长卧摩尔曼斯克军港的北方舰队造船厂修理，1996年再度成为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旗舰。由于俄海军无力负担每年近2000万美元的维修保养费，出于政治考虑，俄罗斯遂决定将“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退役。2000年10月，俄总统普京出访印度，普京“友好”地提出把“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赠送给印度。

这对印度海军来说，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令印度海军兴奋不已。然而“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航母由于甲板设计问题，只能搭载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或直升机，而舰上搭载的雅克-38型战斗机早在1992年就已淘汰，新式的雅克-141战斗机因经费拮据而无力开发，由于甲板过小，也根本无法起降。为此，“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如果不经过改装，在移交给印度时会就出现“有舰无机”的尴尬。而且，该舰的其他设备诸如雷达、电子设备等也必须进行升级改造。改装的重点是加长飞行甲板，以便能让米格-29K这样的战斗机进行正常起降。

但是，“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的改装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一是舰体锈蚀严重致使改装工程量大幅增加。二是改装费用大幅攀升。由于舰上许多关键系统，特别是动力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替换已报废的8台旧锅炉，印度于2004年向俄罗斯波罗的海造船厂订购了9台改进型锅炉；同时印度海军还决定购买芬兰生产的柴油机作为其未来的发电机组。三是舰体结构发生变化。由于经过大规模改装后原先航母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对空、对舰、反潜作战能力将丧失殆尽，为了维持基本的防空能力，俄罗斯希望安装最新型的俄式防空系统，然而印度却希望安装“巴拉克”或法国的类似系统。但后来发现改装设计时根本没有为任何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留下空间。

自制航母难产

在积极引进的同时，印度也一直在酝酿自己设计和建造航母。早在1989年就打算在国内自建2艘航母，并与法国舰艇建造局签订了设计合同。但因自身科技水平有限，最终不了了之。1997年，服役了36年的“维克兰特”号从印度海军序列中退出。万般无奈之下，印度海军只得重新拾起国产航母计划，提出了被称为“防空舰”（ADS）的17000吨级方案，不过该方案仍然被印度人民院国防委员会以资金不足为由拒绝。

1999年7月，印度又计划自行建造一艘3.2万吨的“防空舰”（印度的航母术语），并在南亚陆海军防务展上首次向外展示了模型。2001年，印度科钦造船厂向外公布了经过修改的3.2万吨级、采用滑跃甲板的防空舰模型。2002年，印度海军参谋长马达文德拉·辛格称防空舰的整个建造过程约需8～10年时间。2002年，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宣称，印度海军已重新对防空舰进行设计，提出了标准排水量3.75万吨、满载排水量超过4万吨的方案，舰长增加到252米，最高航速减为28节。据分析，新方案受到意大利海军正在建造中的第二艘航空母舰“安德里亚·多里娅”号的影响，其舰岛建筑开始出现因隐身考虑而设计的倾斜面。国产航母设计方案一变再变。2004年11月底，印度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上将正式宣布，印度政府拨款300亿卢比（约6.6亿美元）开始在科钦造船厂自主建造一艘标准排水量为3.75万吨的航母。航母被命名为“蓝天卫士”号，国内代号71号工程，与国产核潜艇（即75号工程）同被视为未来印度海军发展的核心项目。按照计划，“蓝天卫士”号已于2005年1-2月间开始铺设龙骨，2009年下水，2010-2012年正式服役，配属于印度东部舰队。至此，印度国产航母建造方案经历14年波折后终于尘埃落定。

2007年9月，印度、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五国海军联合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马拉巴尔-2007”演习。据印度主流媒体《印度时报》报道：9月8日，从安达曼-尼科巴岛空军基地起飞的印度“美洲虎”战机突破美国航母编队的防线，“击沉”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与核动力攻击潜艇。这则新闻极大的鼓舞了印度军方，似乎强大的海军近在咫尺。然而，航母毕竟是一项复杂的作战平台。受技术水平、地缘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印度航母还未出世就面临着先天性不足：

一是舰载机全部依赖进口。无论是印度购买的航母，还是国产航母，所有舰载机甚至包括舰载直升机全要依靠外购。如果没有适合航母起降的战机，航母只是个摆设和对手的攻击目标，但由于技术原因，印度国内没有能力为其航母生产舰载机，印度只能为其航母进口战机，包括英制海鹰、法制贸易风、英制海鹞及俄制米格-29K等舰载机。

二是航母缺乏配套舰艇。通常航母编队由航母、防空型驱逐舰、反潜型护卫舰、攻击型核潜艇，后勤支援舰组成。“戈尔什科夫”号改装完后，自身原有的对空、对舰、反潜作战能力将丧失殆尽。印度的航母舰队只是一个单独作战的航母，还没形成编队的实力，它的作战能力就大打折扣了，其“海鹞”舰载机的作战半径仅局限于“维拉特”航母上的导航雷达所控制的300～400公里区域，作战半径很小，300～400公里的作战半径使母舰都暴露在远距反舰导弹的射程内。

三是与军事战略需求不相吻合。由于印度洋沿海的亚洲国家都集中在印度洋的北、东侧，交通封锁、海上决战或陆上支援作战时，都可能在陆基战斗机作战半径之内。这在印度与周边国家作战时，印度航母编队的防空形势异常严峻，印度航母和其编队中驱护舰若不能抵挡住任何一轮敌方陆基战机的攻击，整个航母编队不但不能发挥其作用，而且还将面临灭顶之灾。在反潜方面，印度现役驱护舰中，都是以反潜鱼雷及深水炸弹为主要武器，能力较差。印度目前尚无核潜艇，而现役几艘常规潜艇在航母编队中反潜作战效果不会太好。相反，潜艇在水下攻击水面大型目标却比较容易，且不易被发现，因此潜艇在水下攻击航母要比从空中打击威胁更大。

强大的航母编队是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符号，但简单的拿来主义虽能堆砌出编队外形，却是绝难等同于强大的作战能力。其实需要什么样的航母？用航母来做什么？这一系列问题事实上连印度自己也说不清楚。（文育富 杨志）

 1894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发表记者拉尔夫（Julian　Ralph）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American　Helplessness　in　China)，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尖锐地攻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起因就是美国政府居然将跑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避难的两名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　
    
    文章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　　
    
    “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天----有的说是3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文章指责，软弱的美国政府，正是造成这两名日本青年被中国“杀害”的帮凶。
    
    在野的美国共和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事件，对克里夫兰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动议员们发起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随即要求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支持政府的参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护架，议会内爆发激烈斗争。　
    
    引起华盛顿巨大政治风波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这两名成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关注焦点的日本人，一名楠内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内有次郎的家乡是以陶器闻名的九州佐贺县，他原姓青木，过继给楠内家为嗣，遂移居到鹿儿岛。因视力不合格，在报考陆军军校时没通过体检。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儿岛人氏）报考军校未果相似（详见本刊上期专栏）。楠内随后到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改学法律、英语。1890年，受荒尾精鼓动，他前往上海就读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　
    
    福原林平是冈山县人，就读于历史悠久的藩校闲谷黉（音hóng，学校之意）。在黉长（校长）、著名维新人物西毅一教诲下，年轻的福原慨然以国士自许。他第一次报考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未中，竟径直找到负责人荒尾精，慷慨陈词，感动了荒尾精，被破格录取。　
    
    战争爆发后，楠内、福原两人都在上海潜伏下来，从事间谍工作。随即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因船期更改，两人暂时难以出行，遂于8月12、13日，分别化装成湖北商贩，投宿于法租界的同福客栈，试图避开其原住处的耳目，但依然没有逃脱清廷遍布的反间谍网络。　
    
    8月14日傍晚，两人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随身搜出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国租界内抓获，只能交由法国巡捕房，而法国方面则干脆将两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因此惹出件轰动世界的惊天大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担负起“调停人”（Good　Office）角色，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照顾侨民及利益。根据“调停人”原则，法租界当局将日本人交由美国外交官处理，倒也还在理上。　
    
    两名日本间谍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Jernigan）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并要求获得庇护。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Jenior　Denby）提出严正交涉，小田贝的父亲老田贝是驻华公使，此时回国休养，由其子代办。同时，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律师出身，一切行为讲究法治和条理。他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贝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在华日本人自然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两名日本间谍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十分频繁。　

 1894年12月1日，美国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发表记者拉尔夫（Julian　Ralph）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American　Helplessness　in　China)，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震动，《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尖锐地攻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起因就是美国政府居然将跑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避难的两名日本间谍交给了中国当局。　

    文章详细地描写了这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后受到的“非人折磨”：　　

    “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天----有的说是3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文章指责，软弱的美国政府，正是造成这两名日本青年被中国“杀害”的帮凶。

    在野的美国共和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事件，对克里夫兰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动议员们发起弹劾。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随即要求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公开所有相关文件，被后者拒绝，支持政府的参议员们开始站出来护架，议会内爆发激烈斗争。　

    引起华盛顿巨大政治风波的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事件”，或者“上海间谍丑闻”。这两名成为中、美、日三国外交关注焦点的日本人，一名楠内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内有次郎的家乡是以陶器闻名的九州佐贺县，他原姓青木，过继给楠内家为嗣，遂移居到鹿儿岛。因视力不合格，在报考陆军军校时没通过体检。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儿岛人氏）报考军校未果相似（详见本刊上期专栏）。楠内随后到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改学法律、英语。1890年，受荒尾精鼓动，他前往上海就读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间谍技术。　

    福原林平是冈山县人，就读于历史悠久的藩校闲谷黉（音hóng，学校之意）。在黉长（校长）、著名维新人物西毅一教诲下，年轻的福原慨然以国士自许。他第一次报考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未中，竟径直找到负责人荒尾精，慷慨陈词，感动了荒尾精，被破格录取。　

    战争爆发后，楠内、福原两人都在上海潜伏下来，从事间谍工作。随即奉命到满洲内地侦察军情。因船期更改，两人暂时难以出行，遂于8月12、13日，分别化装成湖北商贩，投宿于法租界的同福客栈，试图避开其原住处的耳目，但依然没有逃脱清廷遍布的反间谍网络。　

    8月14日傍晚，两人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获，随身搜出关东地图和清军军官名录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国租界内抓获，只能交由法国巡捕房，而法国方面则干脆将两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因此惹出件轰动世界的惊天大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受中日两国委托，担负起“调停人”（Good　Office）角色，为两国在对方国家中照顾侨民及利益。根据“调停人”原则，法租界当局将日本人交由美国外交官处理，倒也还在理上。　

    两名日本间谍向美国总领事佐尼干（Jernigan）宣称受到中国政府诬告，并要求获得庇护。佐尼干很快批准了日本人的要求，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国驻华临时公使小田贝（Jenior　Denby）提出严正交涉，小田贝的父亲老田贝是驻华公使，此时回国休养，由其子代办。同时，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　

    时任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是律师出身，一切行为讲究法治和条理。他闻报大惊，立即指示小田贝，美国外交机构没有权利庇护任何被中国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贝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既然美国充当了“调停人”，则在华日本人自然获得美国在华享受的治外法权，两名日本间谍不应被引渡给中国，而应接受领事裁判。两人为此发生激烈争论，电文往来十分频繁。

　 在法理上难以说服葛礼山后，小田贝又诉诸道义，认为如果接受中国的引渡要求，则两名日本人必然会被中国刑讯折磨并最终残酷处决。　
    
    葛礼山不为所动，在他的强硬命令下，小田贝只好下令佐尼干，将日本间谍移交给中国政府。但同时，葛礼山与杨儒在华盛顿达成君子协议，中国政府承诺给日本间谍公正的审判，并在老田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终审判决。　
    
    两名日本间谍被移交给中方后，中国十分重视，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下令将人犯押到南京审讯。同时，在天津和浙江也发生了两起日本间谍案（即石川伍一案、藤岛武彦/高见武夫案，详见本刊此前专栏），都受到美国领事的强烈干预，美国军舰甚至应其驻宁波领事福乐（Fowler）之要求而前往示威。　
    
    美国国务院明确了美国处理此类事务中的界限后，天津和浙江的间谍案也很快审理完毕。随后，这五名日本间谍分别在南京、天津、杭州被斩首处决，但并未事先通知美国方面。宗方小太郎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研究所之学生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亦自上海槛送至南京，上月二十四日被处斩首云。嗟，痛哉！”　　
    
    小田贝对其上司的指令耿耿于怀，继续写信与葛礼山辩论法律问题，尤其是指出在上海有着十分复杂的、相互纠缠的中西审判体系，完全不必将日本人引渡给中国，他认为葛礼山向中国政府妥协的举动，将会破坏西方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其实正是问题的本质，在华的西方人社会普遍对葛礼山感到不满，正是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大长了华人的威风、大伤了洋人的面子。　
    
    同样被葛礼山激怒的还有驻宁波领事福乐，他是一名著名的扩张主义者，他将这些事件通报给了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洛奇，后者随即在国会对葛礼山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在议员的鼓动下，美国报章开始连篇累牍报道上海间谍事件，攻击葛礼山和现政府，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两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泼斯周刊》的报道因直接采访了佐尼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甚至公开质问“葛礼山脑子是否正常？”，认为“一个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这么做的”。亲政府的报刊则在葛礼山协调下，展开了微弱的还击，为政府的行为辩护。　
    
    上海间谍事件演变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国务卿葛礼山严厉指责了小田贝和佐尼干。小田贝和佐尼干见到事件已经危及到现政府的稳定，随即改变口径，承认了这两名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确凿。在亲政府的议员帮助下，葛礼山最终抵抗住了国会中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葛礼山指责中国公使杨儒没有遵守双方约定，中国政府擅自处决了两名日本人，杨儒一开始还推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实施处决，随后则辩护说，他从未向葛礼山承诺过不处决日本人，是葛礼山误解了他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间谍风波中，日本的外交机构并没有在前台大肆活动，而日本外交文件显示，他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后，也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没有权利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判和处置。这成为美国支持民主党的报刊为政府辩护的重要理由。　
    
    心力交悴的葛礼山随后猝死在办公室内，成为少数殉职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政治家之一。　
    
    《哈泼斯周刊》对两名日本人的“勇敢”表示了敬意，报道说他们宣称：“你们可以杀我，但我的天皇会以我为荣”，报道认为这“更能体现日本人的精神”。楠内曾在家书中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拳拳之心溢于言表。而福原曾在乘船侦察长江时作了六十多首七律汉诗，其中有云：“欲试长江万里游，飘然来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间事，越水吴山使我愁。”，颇有豪情。据日本史料记载，他的未婚恋人山本幸子，读到了他写给她的另一首七律：“卿在瀛洲北海天，余游万里蜀吴川。此江月营此真影，写出往时奇遇缘”，大泪滂沱，立誓终身不嫁，致力女子教育。此故事今日读来也令人感慨万千。　
    
    这一轰动美国的上海间谍事件，不仅谱写了中、日、美之间的“三国演义”，更引爆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美国国务院与其派驻在中国的使节之间所爆发的激烈分歧，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纷争。抱持扩张主义的驻华使节们希望利用此事，在东亚为美国攫取更大的利益空间。而美国国会的强力介入，则不仅有政见上的分歧，更有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上海间谍门事件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焦点问题，轰动一时，在大量的报道中，中国野蛮、落后、背信的形象被进一步宣扬，为日后的大规模排华运动积累了相当的民意基础。　
    
    甲午战争是刚刚走出内战的美国第一次介入国际事务，是其主动"睁眼看世界"和"伸手管世界"的开始。上海间谍门事件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后一次献演，从此美国东亚政策被彻底修改，不干预主义让位于炮舰政策，跟在狮子后面拣骨头吃的“豺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被放弃，美国越来越深地开始主动卷入东亚事务。　
    
    上海间谍门事件也是满清最后一次得到西方大国的平等对待，此后，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满清的虚弱，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强国给予中国平等待遇，如何瓜分中国成为东亚国际政治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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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报道）通过网络了解社情民意，将会成为中共一个重要的渠道，在这个总的趋势下，网络新闻会更加开放和自由，但是开放与自由也有几个不允许突破的底线。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昨天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有的网友提问，中国新闻开放是不是一阵子或者一件事？不是这样的。我们完全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我们今后还会继续，只能是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公开。这个方向我们是要坚持的。”

　　他在回答“以后中国的新闻会不会更开放一点，网络新闻更自由一点，让更多的网民朋友知道真相”的提问时首先表示：“没问题。”

　　他认为网络新闻传播在汶川大地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形容“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但是柳斌杰也指出：“我所说的更加开放、更加自由，当然是有底线的，就是任何一种新闻传播工具都不能不遵循国际公认的一些准则，比如说法律、道德、秩序，这几个底线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允许突破的。”

　　他重申：“如果妨碍了法律，如果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如果影响了公共秩序，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允许的。”

　　被问及如何看待网络民主，柳斌杰说：“总体上我们完全支持，扩大网络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它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于互联网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我们有这种自信，有这种信心，我们能够排除一些不良的干扰，使互联网民主健康的发展，这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积极的作用。”

　　至于是否允许台湾报纸落地零售，柳斌杰表示：“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没有承诺境外报纸能够在摊点上零售。”

　　这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6月20日在《强国论坛》与在线网友交流后，中共高官再度直面网民。《强国论坛》主持人昨天透露，柳斌杰交流时的在线网友有16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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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整个地球已经被冷战的气氛完全笼罩；两大阵营之间，也早已是虎视眈眈。其中，导致冷战出现所谓“恐怖平衡”现象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别的，正是核威慑。　

    

    十多年前，全世界已经领略过核武器的“风采”；一座广岛，一座长崎，成为人类原子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受此刺激，有能力的国家都在研制核武器；而在北约和华约对峙，并“有能力保证互相摧毁”的大背景下，这柄利剑却再也没有出鞘。　

    

    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国内的问题先不提，只说国际上，也是问题多多：几年前的抗美援朝，已经清楚地界定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人；而随着不断进展的中苏争论，中国与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又面临着彻底决裂的局面。　

    

    一转眼来到六十年代，经历了三年天灾人祸的中国，正在缓慢地恢复元气。可是当时的国际处境，却并未好转——如果不说是更糟的话：这时候，中苏联盟已经完全破裂，中苏边境已经是重兵云集。　

    

    苏军的演习和中国军队的推演，都已经证明了一个问题：苏联的机械化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取道张家口，进逼北京！　

    

    为此，苏军的可能进攻路线上，中国军队都在层层设防。但是，如果苏军不采用常规进攻，而改用新型的核袭击，又怎么办？　

    

    苏联如果选择核袭击，恐怕未必会只象美国轰炸广岛、长崎时那样，只采用轰炸机投弹的方式来进行了——世界上，已经出现了新的投送平台，那就是装备着核弹头的远程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　

    

    所谓“洲际弹道导弹”的远程弹道导弹，全程飞行时间，不过三十到四十分钟。　

    

    从蒙古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打到中国境内，整个时间甚至不到十分钟。　

    

    而且，多弹头分导、诱饵欺骗、弹头机动等等方式，也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核武器的中国，能不能抵挡来自西方或北方的核袭击？　

    

    事实上，这是一个没有悬念的问题；能或者不能，都必须进行抵御——难道因为防御起来“很难”，就不去防御么？　

    

    断然没有这个道理！　

    

    揭幕　

    

    1963年12月，听取了战略武器问题汇报之后，毛泽东主席指示：　

    

    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防御战略方针。因此，除搞进攻性武器外，还要搞些防御武器。　

    

    两个月后的1964年2月6日，这个问题再次被毛泽东提出；当天，他在会见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时，专门谈到了反导弹研究问题：　

    

    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一九六四年年初的这个指示，从此被称为640指示——相应的，反导相关的研究计划工作，项目代号便是640工程。　

    

    为了落实640指示，一个月后的3月23日，国防科委召开了弹道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一共有三十多位专家和领导，分别来自四机部、国防部五院、国防部十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炮兵等单位。　

    

    这个讨论会明确了反导的三个可能途径，并就此做了初步分工：国防部五院负责导弹反导弹，炮兵科学研究院负责超炮反导弹，中科院上海光机所负责激光反导弹。　

    

    其中的超炮反导弹，其实就是超级大炮反导弹的略称——但是这个项目，最终还是花落别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慢慢看吧。　

    

    一年后的1965年5月10日，中央专委办公室发出《关于防御敌导弹的研究工作问题的通知》，要求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炮兵、XX基地（注：本文略），必须把防御敌导弹的研究，纳入本单位的年度和长远规划。　

两个月后的7月8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呈交《关于反导弹防御体系的研制规划报告》，计划在1973-1975年间研制出拦截系统，并进行拦截试验。8月27日，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批准了该报告。　
    
    1966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召开640工程汇报会。在这个会上，反导弹工作被具体细化，正式确定了五个工程代号；其中的640-2工程，正是超级大炮反导弹项目。　
    
    中国的超级大炮工程，由此拉开了大幕。　
    
    探索　
    
    接受毛主席640指示的钱学森，时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而随着640工程的逐渐成型，整个国防部五院已经演变成了七机部（航空航天工业部）；顺理成章地，它的二分院也就成为了七机部二院。　
    
    而本文的主角640-2工程，也就是超级大炮项目，正落在了二院的肩上；具体说，是落在了二院二一○所的肩上。　
    
    这个二一○所，就是原来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一○一研究所；而它之所以被国防科委指名划到二院，正是为了640-2工程。　
    
    有了任务划分，当然很好；可是，究竟该怎么用超级大炮来反导弹，却成了实实在在的技术难题。来袭核弹头速度太快，高度又太高，这就决定了大炮射出的拦截弹头，其飞行速度必须足够的快，而射高也必须足够的高。　
    
    针对这个问题，二一○所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探索，最终提出了“炮射次口径拦截弹”的方案。　
    
    在接获640指示的第二年，二一○所就在85毫米口径滑膛炮上进行了试验。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后，重达4公斤的弹丸，其初速已经达到了1200米/秒；而这个速度，比改装以前要高50%。　
    
    但用于反导，还是不够快。　
    
    在滑膛炮发射次口径弹试验的同时，还研究了火箭加力弹、固体冲压加力弹的试验。后两种试验，现在材料太少，这里就无法介绍了。　
    
    研究仍然在继续。1966年到1968年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七机部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此略过不提），640-2工程又向前进展着：14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发射18公斤重的弹头，结果初速达到了1600米/秒，射高达到了74公里。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不仅如此，在140炮进行的11次48发试验证明：次口径炮弹弹体结构可靠，飞行稳定。　
    
    中国的超级大炮梦想，也渐渐清晰了……　
    
    
    先锋　
    
    1967年1月，“640-2”工程方案论证会召开；就在这个会上，中国超级大炮方案得到了确定。　
    
    按照方案，超级大炮的设计参数如下：　
    
    炮长：26米　
    
    炮重：155吨　
    
    口径：不详　
    
    炮弹：次口径火箭弹　
    
    弹重：160公斤　
    
    初速：900米/秒　
    
    射高：不详　
    
    设计目标很明确：力争在1969年，参加拦截“东风三号”弹头的试验。　
    
    这门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先例的超级大炮，被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先锋号。　 　　
    
    先锋号是固定在地面的超级大炮。此外，先锋号长长的身管下，是三个很有特色的支架——如此巨炮，身管的实际重量必然非常惊人；为了防止身管下垂，德国克虏伯往往是在牵拉上做文章，而先锋号，则使用了技术上似乎更容易实现的支撑方式。　
    
    对于一门超级大炮来说，底盘固定、相对较低的初速、支撑式身管，从战术上说，并不能说是非常理想的；不过考虑到先锋号只用于要地防空，敌方弹头必然是从天而降，这个方案确实也有其合理之处。毕竟，先锋号和从前的超级大炮使命不同，单纯从火炮技术性能的指标来比较，容易失之偏颇。　

 总之，如果能够完成“把弹头打到高空”的任务，它就是成功的——从这个角度讲，先锋号的设计思路并没有太大问题；至于在本土上空拦截核弹头是不是合适，具体又怎么操作，那就跟先锋号本身没有关系了。　
    
    为了拦截来袭核弹头，一炮一弹的方式显然不妥——万一打不着，恐怕就没有第二次击发的机会了。而为了有效拦截，就必须在20公里以上高空进行——否则，核弹头低空爆炸，就完全失去了拦截的意义——此时，单发无控火箭弹的“准头”已经大成问题，拦截概率无法保证。　
    
    为此，必须构成密集炮群，同时射击。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有效拦截，这155吨的先锋号，必须要制作很多门才有可能达到设计目标。　
    
    而且，这只是针对一处需要防空的要地而言。中国大中城市众多，需要严防死守的战略目标更是难以计算——如果每个目标都配备大量超级大炮，国力能否负担都成为了极大的问题。　
    
    更要命的是，全国正在文革的热潮之中，派性斗争严重的七机部，本身就是重灾区——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640-2工程也不是世外桃源。　
    
    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图纸上的先锋号，终于还是夭折了。。。　
    
    改变　
    
    炮弹弹丸一离开炮膛，就再没人能干涉它的行踪了。因此，对于需要不断修正截击弹道的超级大炮而言，配备无控火箭弹是极不合适的。　
    
    而如果在炮弹上安装导引系统，整个炮弹也就变成了导弹——虽然还是炮射的。如此一来，大规模齐射的撒网式拦截变成了小规模的精确打击，其效果当然要好的多。　
    
    经过大量研究以后，顺理成章地，二一○所终于改换了研究方向，从炮射火箭弹，改为炮射导弹。与此同时，上面又提出研究能够用于实战的低空拦截系统，目的大约是为了对付常规弹头。而炮射导弹既有炮弹的高速度，又有导弹的高精度，无论高低拦截都能使用。　
    
    从此，中国超级大炮研制的第二阶段，也就从1970年正式开始了。　
    
    新的技术拦路虎随之产生；仔细数数，大概有两只。　
    
    第一只，是尺寸问题。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导弹已经有了很多种，但是要“细”到能够塞进炮膛，合适的品种可就难找了。　
    
    第二只，是过载问题。人从楼上摔下来，过载是1个G；战斗机做战术动作，瞬间过载可以达到7到8个G；宇宙飞船起飞和回归，最大瞬间过载可以到10个G左右。而火炮“哐当”那一下，弹头要承受多大过载？　
    
    按超级大炮的参数计算，大概要承受5000到10000个G！　
    
    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对弹体结构、发动机、电子设备乃至陀螺的研制，都提出了苛刻得令人生畏、近乎严酷的要求——而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积累。　
    
    一切，只能从头开始摸索。　
    
    而摸索，就得一个一个部件来。从陀螺开始，加速度表、伺服系统、放大器、变流机、天线、调速管、弹上遥测系统……都得进行测试。　
    
    在这里也多说一句：在当年的环境下，依然能够坚持工作的中国科研人员，真是可敬！　
    
    经过不懈努力，和从1000到5000个G的炮射试验，二一○所的科研人员最终得出结论：一些部件经过加固后，可以耐受3000到5000个G的超高过载——而加固的办法说穿了并不神秘，就是用本身绝缘的石蜡或者环氧树脂灌封。　
    
    但是陀螺，还是不行。　
    
    陀螺，那是整个导弹确定自己姿态的核心元件，要是陀螺不行，还怎么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二一○所和电子工业部一四一○所合作，开始预研振梁速率陀螺。结果是令人振奋的，试制出的振梁速率陀螺经过多次试验，成功地挺过了3000到5000个G的多次试验，工作完全正常，现在已经定型装备到其它的导弹工程上。

就这一项，已经荣获国家发明奖。　
    
    谢幕　
    
    弹变了，炮自然也要变。这一次，火炮设计方面的思路也大为改观：为了适应低空拦截的要求，拦截弹不需要那么高的速度了；为此，科研人员选定了无坐力炮。　
    
    无坐力炮，就是那种有点象火箭筒似的，发射时后部喷出长长火焰的火炮。因为发射药燃烧后，大量气体有个出口，不象在其它火炮里那样走投无路，只能推着弹丸玩命跑；因此，它射出的弹丸，速度也就相应降下来了。　
    
    50公斤的弹丸，装进200毫米口径的无坐力炮里，发射后速度为820米/秒——这个结果的取得，直接证明了低膛压、低初速的无坐力炮常规设计是可行的。　
    
    在此基础上，中国口径最大的火炮被设计出来了——它的口径赫然竟是420毫米，丝毫不逊色于一些著名的超级大炮！　
    
    但是，资料里对这门堪称“中国之最”的固定式弹道炮的介绍，仅此一句。　
    
    同时，对回收弹丸也做了相应研究：　
    
    ——140毫米口径炮射高过载开伞回收弹试验，成功；　
    
    ——从3000到15000个G的高过载环境里开伞回收，成功率100%；　
    
    ——弹丸速度达到2-3倍音速时开伞，成功。　
    
    以上几项研究，直接推动了我国空间飞行器再入开伞回收技术的进展——换言之，如今神六的成功，其中也有超级大炮工程的功劳啊！　
    
    而在科研人员不断进行研究的同时，世界的局势正在悄然变化着。　
    
    1972年，美国和苏联签订了限制反弹道导弹导弹条约。这就意味着，通过互相限制“盾牌”的数量和范围，来确保“矛”的锋利，进而保证“恐怖平衡”。继而，1975年，美国又把刚刚建成的反导防区关闭了。　
    
    如此等等，不能不影响到640工程的决策者和参与者。而整个640工程，进展得也相当不顺利，不光是640-2，其它各项工程也纷纷遇到了以当时技术条件无法解决的障碍。　
    
    久攻不下，大家难免会产生不同看法；但是在文革中，人们对640工程提出的异议，却被打成“歪曲最高指示”、“下马风、散伙风”，如此一顶顶大帽子，令人噤若寒蝉。　
    
    终于，文革结束了。1977年11月，七机部在《关于二院方向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将武器研制改为系统试验”。简单的四个字，彻底扭转了640系列工程的方向，也预定了它们的结局。　
    
    3个月后的1978年2月，二院向七机部呈交《关于二一○所任务方向问题的报告》，提出终止反导超级大炮的预研工作。　
    
    又过去了两个月，在1978年4月26日，七机部部长宋任穷向二院传达了国防科委的意见：　
    
    组成一支精干队伍，继续进行反导多途径探索；　
    
    所需经费专款专用；　
    
    其它力量承担进攻性武器的研制任务。　
    
    这么三句话，已经将640-2工程的参战队伍的规模大大缩小了。　
    
    两个月后的1978年6月29日，邓小平副主席在中央专委会议上指示：　
    
    研究还是要研究，可留些人继续搞。　
    
    这个会议明确规定了航天部二院的工作方向：　
    
    把力量放到进攻性武器研制上；　
    
    反导任务由型号研制，调整为途径探索和单项预研。　
    
    1980年3月19日，根据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决定，640-2工程即“超炮反导工程”，最终停止了研制试验。　
    
    中国超级大炮的研制，到此告一段落。　
    
    （本文资料来自《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院史（195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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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不震惊的，因为她实在太美了。 美到什么程度？美到令你一时说不出话，需要慢慢镇静下来的程度。

宋庆龄

见过宋庆龄的人都说：她本人比照片还要漂亮

宋庆龄与孙中山没有一个人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不震惊的，因为她实在太美了。

美到什么程度？美到令你一时说不出话，需要慢慢镇静下来的程度。

为了写这本书，我访问了许多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提到这点，直率些的往往第一句就说，而涵养深些或“身份高些的”则放在中间或最后说。绝无例外。

我从小就容易被美感染，见到真美的人物，往往目不转睛，千方百计地绕着看，追着看，甚至到忘了害臊、忘了吃饭的程度。才是六七岁的孩子，第一次读到“秀色可餐”这四个字时，觉得真是准确极了，竟为人间会有这样绝妙的表达方式而喊叫起来，痴笑不已，弄得妈妈直害怕。

长大之后，知道美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带有极大的主观色彩。因此，美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常常是你认为美的，他认为不然；而令彼目定神驰者，此又未必欣赏。见仁见智，难得统一。像对宋庆龄这样众口一词，甚至无分男女老少，从高级干部，到司机、警卫、勤杂人等均无异议，倒也是平生头一次遇到。

余生也晚，无由得见，羡慕之余，不免刨根问底。

“怎么美？”

“说不出来的美。”

奇怪的是竟无一个人给我形容。

“你头一次见她，她穿的什么衣服？”

“旗袍。”

“什么样的旗袍？”

“深色的，她通常穿深色的。”

“是黑色的吗？”

“好像是黑色的，有时还带点小花或圆点的……”

这个么，我从照片上原也见到过的，只好另作诱导。奇怪的是再怎么细问，竟也问不出。一个答不出，许多人也答不出。渐渐地我明白了，衣服对她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服饰与她已溶为一体，或只是为突出她本人而服务的。因此，一般不是搞艺术或研究美学的人往往很难说出。

于是我去找一个从青年时代就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的戏剧家。

“请谈谈她给你的第一印象。”

他沉思默想了很久，突然静静地笑了，说：“哦，她真美……”

“比她的照片呢？”因为我觉得她的照片已经美极了。

“照片？那怎么能比，人比照片漂亮多了。”

“哦？漂亮多少？”

“漂亮一千倍，一万倍。”

这当然是艺术夸张了，但对别的人，他也这样夸张吗？要知道他是以美为职业的艺术家，对美是十分挑剔苛刻的。

他又不说话了，我只好从头问起：

“你第一次见她，她多少岁了？”

“我想想，那时我刚二十多，她该已是四十多岁，不，不对，她是1893年生的，那时已经五十出头了。”

“还那么美？”

“美极了。”

“你说具体点嘛！”

“……一个朋友来通知我，夫人要接见我和另一位同志，我们去了。那是当年福利站一间办公室，又小又黑，里边有好几张桌子，我心里正奇怪：怎么，孙夫人，国母，就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她从桌子后边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说……好像是‘欢迎你们来一道工作’之类的话。”

他停住不说了，我只好催促：

“还说什么了？”

“好像没什么了，她一向说话很少的。”

“你说什么了？”

“我？好像什么也没说。天哪，这么漂亮，这么年轻，我完全呆住了。”

“她穿什么衣裳？”

“旗袍。”

“什么样的旗袍，什么颜色？”

他捧着头想了半天：“忘掉了，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他竟——我气得叫起来：

“亏你！还是个艺术家，还写剧本哪！”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俩，又不是我一个，都那么呆呆地看着她，完全傻掉了。”

没办法，我只好另辟途径，说：“你还记得古诗《陌上桑》吗？”

他摇摇头，还沉浸在回忆中。

我轻轻地给他念：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东南隅。

……

……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对，对，就是这样，‘但坐观罗敷’。不过，我想，她比罗敷美。”

“比你一生所见过的美人都美？”

“当然。”

“你这是完全入迷了。”

“对，入迷了。我想，只要是好人，就不可能不被这样的美所征服。”

“你给我形容形容。”

他又苦思了半天，说：“我形容不出。”

我真生气了，说：“你怎么啦！你剧本怎么写的？”

“我剧本上一个形容词没用。”

“剧本可以不用，报告文学可总得有些描写吧！你不是答应过要帮助我吗？”

“我是想帮助你，所以才不能随便讲呀！”

“那么——我来问，你回答。”

他点点头。

“纯净的美？”

“对。”

“圣洁的美？”

“对。”

“端庄的美？”

“嗯，不过……”

“典雅的美？”

“都对，都是，但又都不完全。那是那样一种深沉的、内在的，十分丰富，却又无比强烈，令人不可抗拒……让你几乎不敢形容。因为似乎不论怎么形容都会失之于肤浅……这是一种气质、一种风度……”

我打断他，说：“那么，我试着用自古以来各种形容美人气质、风度的词来问，好吗？”

他点点头。

“仪态万方？”我试探着说。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雍容华贵？”

他叫了起来，好像牙疼一样：“我最讨厌雍容华贵这个词了，用这个词形容她，是对她的一种贬低，她是那样的纯朴……”

“难道她不高贵？”

“当然高贵。但她决不是宋美龄那样的贵妇人。宋美龄我在重庆也见过的，那才真是‘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哩！”他带着一种轻蔑的嘲讽说，“不，完全两样的。”

“当然，她不是贵妇人。因为她不仅是真正的第一夫人，她本人还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可她又绝无通常所谓的政治家的派头，她是那样女性，那样柔美，那样书卷气……”

我徒劳地又举出不少书报、银幕上见过的一些美丽的女皇、政治家、艺术家、学者明星，甚至一些经典著作中的艺术典型……但他都一一否定，说“根本无法相比”。

我沮丧了。喃喃地说：“她自然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

“月亮只有一点点像。”

“也不是高山……那么，她是大海。”

他的头抬了起来，说：“这个对的。”

我说：“那么，我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了。”

他害怕地看着我，唯恐我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似的。

“周恩来。”我说。

“总理是男人呀！”他说。

我说：“对！总理是男人，他的魅力是男性的。而她是女性的，但就其本质来说，他们的气质是相近的。因为他们的魅力都不是单一的，肤浅的，而是来自他们的整个生命、全部历史。无论从外形、内心、意志、信念、胸怀、文化素养及人格力量……记得吗？有个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总理：周是这样地富有魅力，这样地有教养，以致任何一个文明人，在他的面前都会感到自己只是个野蛮人……”

“这倒有点对。”他想想又笑了，“比较接近。但她毕竟是个女人，让人在她面前总会产生一种愿意为她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虽肝脑涂地而不自惜的感情。”

“难道你在周总理面前没有这种感情吗？”

“有的。”他承认，“不过，好像总是总理在保护我们。”

“难道她不也是始终在保护你？”

“是的，实际上她也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对了，似乎对了。不过，她比较像‘文革’后期的总理。不，也不对，我最初见到她时，她也有点像年轻时候的周总理，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又生气勃勃……让我再想想吧，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他糊涂了，但我却越来越明白了。我怀着那样迫切、那样热烈的激情，重新扑向我收集的所有的素材、史料；那样细致地比较她每一个时期的每一张照片，越来越发现，在这点上她也和周恩来一样：年轻时很难说是特别美，而越上年纪越美。是那样一种成熟的、完善的、又独具性格魅力的美。

我越来越兴奋，一种在创作中不易出现的兴奋、喜悦和满足的感觉终于来临，她在我的心里完全活了起来。以致无论我在干什么，我的耳朵里尽是她的声音、话语，我的眼里全是她的影子、她的活动……

我完完全全地入迷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去找那位戏剧家，说：“谢谢你。现在再问一个最后的问题：她一直美到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她从没什么时候不美呀！”

她老了，但依旧美丽

“她六十岁的时候还美？”

“你说呢？”

我点点头：“七十岁呢？”

“还美。”

“八十岁呢？”我大声问。

“还美，还美。一直美到死。”

他也大声回答，笑了起来。我也笑着，我完全懂。因为她在我眼里也是这样。她死前不久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的那张照片，哪里像一个年近九旬即将弃世的老人？没有一点衰败垂危的影子，仍然那样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美。

突然，这位戏剧家悲戚地摇了摇头：“说真的，我最后一次到她病榻前献花时，她已昏迷了。这时，只有这时，她才失去了她那保持终生的美。因为这时她的意志已不能控制她的躯体了。”

我更明白了。像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一样，她的精神力量是她美的源泉。而当她弥留之际，她已昏迷了，失去了意识，已无法自我控制，从实质上说，她已经死了。这个不再美的躯体已不属于她了。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位戏剧家的话。的的确确，她的躯体——

“一直美到死。”

那么，她的精神，她的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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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河南开封拒绝动迁户公职亲属被一律停职(图)

　　核心提示：2007年7月，开封市一家房地产公司对第二人民医院后街一地块进行开发，由于每平方米不到1000元的补偿与3000元左右的房价相差甚大，动迁进展缓慢。为了敦促拆迁，卫生局下发通知要求，6月2日起，各单位涉及拆迁的公职人员一律停薪停职，脱产回家做工作。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